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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百欣语录-林百欣之子

发布: 更新时间:2023-03-25 14:22:50

本文目录一览:

  • 1、台湾首富,自此落幕
  • 2、汕头人的著名人物
  • 3、深度 | 台湾首富,自此落幕
  • 4、潮汕名人(具体例子)

台湾首富,自此落幕

作者:风声岛

1993年,就在邓公发表南巡讲话的第二年,43岁的郭台铭在深圳有关部门陪同下来到龙华镇为企业选取新的生产基地。

5年之前,郭台铭在深圳创办了深圳海洋精密电脑接插件厂(富士康前身),成为首批入驻大陆的台资企业之一。

站在龙华镇一处山头,陪同官员随口询问郭台铭打算要多少亩土地做厂房?他指着面前一片荒芜的土地,豪气地说:“看得见的地,我全要了!”

此时的富士康还不像今天这么有名,在许多人眼里只是个做电脑配件的普通台资企业。

陪同的官员吓了一跳,觉得这位台商口气有点狂,可郭台铭笑着说:就怕这些地还不够富士康发展用的。

狂归狂,可人家毕竟是台商,政治效应远大于经济效益。随行人员不敢怠慢,赶忙将情况汇报到了上面,顺利获批。

三年后,占地1000多亩的龙华工业区正式成立,也就是今天拥有30多万员工的富士康工业园区。从工厂南门骑车到北门,需要耗时30分钟,可见面积之大。

这是郭台铭在大陆最早兴建的厂区,也是他创业后倾注心血最多的地方。

此后数年,郭台铭以深圳为中心,将企业从珠三角辐射到长三角,从沿海转入内陆甚至海外,靠着给大牌企业做代工,逐渐建立起拥有一百多万员工,产值数千亿的“代工帝国”富士康。

今天,富士康每条生产线平均每小时能生产近600台智能手机,世界上每七部iPhone,就有一部来自于富士康的生产。

创业47年,从貌不惊人的“塑料加工小哥”摇身成为身价百亿美元的台湾首富,郭台铭近半个世纪的打拼史相当精彩。

有人说他是冷酷专制的“霸道总裁”,也有人说他是有眼光、有胆识的管理大师,还有人说他是言不由衷的“花花公子”。

郭台铭说话也时常矛盾,常自诩是山西人,动不动就捧着“忠孝礼义”给自己贴金,可也会说出“商人无祖国,哪有市场哪就是祖国”,还有“大陆需要我,我不需要大陆”之类的话。

如今,71岁的郭台铭已经走下高坛。

1950年10月8日,新北市板桥路上,一座名为“慈惠宫”的妈祖庙内忽然传出响亮的婴儿啼哭声,蜗居在此的小警察郭龄瑞一家降生了名男婴。

面对窘迫的生活,郭警官给儿子起名“郭台铭”,表示不忘这段刻骨铭心的 历史 。

郭龄瑞是山西省晋城县人,当过兵,后毕业于中央警官学校,1948年随国民党败军撤到台湾,无权无势的他既买不起房,也没分到宿舍,和妻子只能栖身在警局附近的妈祖庙内。

童年时 ,郭台铭和弟弟妹妹因是外乡人,常被同龄人欺负,可无论对方有多少人,被打得多惨,他都会红着眼睛,抄起拖鞋和对方死磕到底。

在家里,军人出身的郭龄瑞采取准军事化管理,孩子们什么时候吃饭,什么时候睡觉,都有严格的作息制度,这让郭台铭身上除了股狠劲,还有凡事必须遵循制度的意识。

1966年,16岁的郭台铭因家境贫寒,靠半工半读在“海事专科学校”读完书,转身又服了兵役,之后到复兴航运公司当业务员。

21岁时,郭台铭进入台北一家药厂做业务员,因做事勤快,很快博得同在药厂实习的一位名叫林淑茹的姑娘芳心。

年轻时的郭台铭高大帅气,嘴巴又甜,林淑茹貌美如花,又温柔似水,俩人很快坠入情网。

接触不久后,郭台铭吓一跳,才晓得人家不仅是台北医药院的高材生,还是香港巨富林百欣的掌上明珠。

如此悬殊的家世背景,自然让林家极为反对,想尽一切办法阻挠两位年轻人在一起,连郭台铭的父母都站出来表示不敢高攀这门亲事。

可林淑茹认定郭台铭是自己的“真命天子”,不论家里怎么苦劝,丝毫不让步,郭台铭更觉得找到林淑茹是老天对自己的眷顾,也毫不妥协。

1975年,25岁的林淑如不顾家人反对,和郭台铭最终“奉子成婚”,结束了5年的恋爱长跑,步入到婚姻的殿堂。

等外孙郭守正和外孙女郭晓玲先后出生后,林百欣果真没去看过一眼,对女儿的那份怨恨可想而知。

要爱情不要面包的林淑茹很硬气,不来往就不来往吧,一门心思想做好郭台铭的贤内助,相夫教子。

事后证明,她还是草率了。

林淑茹的态度越坚决,郭台铭的压力越大,人家好歹是百亿富豪的女儿,就这么不明不白下嫁给自己这个“穷小子”,怎么说也得混出点名堂给老丈人看看吧。

此时正是塑料制品兴起的时代,全球的塑料加工产业相继转移到了港台地区。郭台铭知道打工没啥前途,就在婚前一年依靠母亲资助的20万和朋友共同创立了“鸿海塑料”。

“鸿海”是郭台铭想的名字,鸿为天,海为地,意思是自己做的是天地之间的大生意,寓意不错,可惜现实结结实实给了他一顿爆锤。

虽说郭台铭创业时也很勤奋,没日没夜苦干。可赚钱这回事,并不只靠勤奋,还有经验、技术以及人脉,甚至还需要点运气。

遗憾的是,年轻时的郭台铭这些都不具备,加上遭遇了全球第一次石油危机,原料价格大幅上扬,塑料产业一片萧条。

忙活了两年,钱没赚到不说,合作伙伴还接连撤股跑路,几十万的资本赔光还倒欠了一屁股债。老郭家穷得连奶粉钱都没了,刚出生的儿子只能喝着米汤,饿得哇哇大哭。

看见老公整天唉声叹气,家里又穷成这副模样,倔强的林淑茹只好拉下脸从娘家借了70万支援郭台铭。

1976年,26岁的郭台铭揣着温热的“老婆本”接了一笔黑白电视机旋钮的大订单。

可等他接下订单才发现自己没有生产旋钮模具的技术,只能到处求人,请外面的模具师傅帮忙才完成了生产任务。

就在整个订单生产的过程中,郭台铭敏锐意识到塑料加工属于产业链的底层,模具加工才是整个制造业的核心,他的心思有些活络起来。

1977年,鸿海账面已经有了数百万的资产,在许多朋友的建议下,郭台铭眼前有两个看似不错的“赚钱机会”。

一方面是台湾经济腾飞,乘房地产火热,去炒地皮;另一方面制造业兴起,带动了各种原材料涨价,还可以靠囤积原料赚钱。

没想到,郭台铭选择把所有钱统统购买最先进的日本模具机器,聘请专业的技术人员。

他觉得炒地皮和囤积原料都是投机行为,只有搞实业,掌握核心技术才能稳赚不赔。

话虽这么说,可这段时间的郭台铭倍受煎熬,一边要不断花钱培训技师,加班加点维护新机器,一边眼瞅着原本唾手可得的土地和原材料翻了一倍又一倍的价格,搁谁都觉得郁闷。

不仅如此,郭台铭还把公司搬到偏远的台北土城,这里是台湾专门关押经济犯的监狱。

他担心万一自己犯了啥经济问题,员工起码还能就近汇报情况,保持公司运营。

除了经营上提心吊胆,郭台铭也是真穷。

有一年过年,郭台铭发完公司员工的年终奖后,口袋只剩下2000块,只好留下1000块给家里买年夜饭,剩下1000块等太太回娘家象征性包了几个红包,好充个门面。

幸好,太太林淑茹不断给他鼓励,毕竟是读过大学的高材生,她坚信丈夫的决定没有错,让他放手去干。

不得不说,任何时候得到家人的支持,才是迈向成功最关键的一步。

熬了近四年,抵挡住诱惑的郭台铭苦尽甘来,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设备,不断接到来自欧美等国的电子零件订单,业务节节攀升,周围赚快钱的朋友们事业却戛然而止。

1980年,鸿海生意真正红红火火起来,可30岁的郭台铭心里却有些不痛快。

因为买设备的原因,郭台铭经常在日本考察,他发现日方是“母鸡养小鸡”模式,大厂扶持小厂成为自己的“卫星工厂”,彼此合伙挣钱。

回看台湾,大厂欺负小厂,小厂又彼此打价格战,争斗不休,坊间因还不上贷款,工厂倒闭,法人被关的新闻屡见不鲜。

郭台铭因此作出一个决定:不再和台湾本地工厂玩,去找美国人做生意。也正是这个看似“崇洋媚外”的决定催生了后来大名鼎鼎的富士康。

1985年,郭台铭接到了为电脑企业生产连接器的订单,算是正式链接上了“电脑产业”。

因为要进军国际,品牌得起个外文名,郭台铭就起了个“FOXCONN(富士康)”的名字。

FOX意思是狐狸,寓意企业要像狐狸一般灵活机敏,CONN是连接器的英文Connector的缩写,企业性质一目了然。

这名字可谓实至名归,在开发连接器生产设备时,不少工艺都不懂的郭台铭宣称 :“成功就四个途径:抄、研究、创造、发明” 。

正是这种灵活且带有几分狡黠的企业文化,让富士康迅速成长起来,从模具加工切入到更为复杂的“个人电脑”生产环节。

为了开拓海外市场,郭台铭独自跑到美国寻找客户。几周时间,靠着每天吃汉堡,住12美元的 汽车 旅馆,美国51个州,他跑遍32个。

随着全球信息产业的爆发性增长,郭台铭的运气也来了,富士康的专业设备和技术得到海外商家认可,拿到了不少代工订单。

靠着早期投入的研发实力,别家需要花费数月时间才能完成设计到量产的过程,富士康只需要数周甚至更短的时间,价格居然还比同行要低。

1988年,富士康已是拥有1000多人,营收超10亿元的大型企业,成为宝岛重要的 科技 型加工企业。

可就在这一年,38岁的郭台铭再次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将整个生产基地全部搬迁到大陆。

虽说此时大陆为推进改革,出台了不少支持台商在大陆设厂的政策,但是观望者居多,真正肯付诸实施的企业少之又少。

郭台铭敢突破两岸政治风险去大陆办厂,既有成本考虑,也是被逼的。

随着八十年代的经济腾飞,台湾的土地及用人成本暴增。同一工种,台湾的人工成本是内地的5倍,而且有钱还找不到人。

同时,相比大陆种种优惠政策,台湾对中小型企业可谓放任自流,处处刁难和歧视。

正因为此,郭台铭已经盘算好了“鸿海”迈向全球化产业的规划。

此时的大陆不仅在土地政策上给予台商极大优惠,在税收、招工等环节也给予了充分照顾和扶持。

因此,深圳富士康工业园成立后,郭台铭自信地说:“大陆,未来将是我们制造技术的实验战场,在那里,我们要挑战制造、销售的最高境界。”

扎根深圳后,富士康正式迈入到发展的快车道,靠着超高性价比和高效率,从日韩等国精密制造企业抢走了不少订单。

龙华的新厂房在建期间,富士康正好在临时租借的黄田厂房赶一批康柏电脑的订单,那是郭台铭从韩国LG嘴里抢来的。

截止交货前一天,还有一万多台的电脑外壳没能完成,眼看就要规约,郭台铭亲自带领所有员工分A、B组两拨人轮流上流水线,24小时内停人不停设备。

凌晨5点57分,全部货物生产打包完毕,比预计时间还早了3分钟。

高效、守时,价格比同行低,同时为了打消合作商的顾虑,富士康拍着胸脯保证,自己只做代工,绝不会去做相关品牌商品。

这样的企业实在打着灯笼也难找,苦练签名多年的郭台铭终于有机会在和IBM、英特尔、DELL、索尼等产业巨头的合作协议上潇洒签上自己大名,钱也如流水般涌入。

做代工是为了赚钱,可也要看什么时候做最划算,精明的郭台铭脑子里一直算着账。

虽然手机代工是郭台铭最赚钱的项目,可包括后来的TFT-LCD领域,富士康都不是这些市场最早的进入者。

1999年之前,国内代工厂一窝蜂抢手机代工业务时,郭台铭觉得手机制造成本过高,不管厂家怎么邀请,他都按兵不动继续做个人电脑代工生意。

直到2000年,郭台铭觉得手机已经是大众不可或缺的通讯工具,这才不慌不忙出手。

凭着过硬的品质和技术,富士康相继从众多国际手机品牌拿下海量订单,很快垄断了全球手机代工行业。

苹果的乔布斯因为欣赏富士康帮摩托罗拉代工的手机品质,秘密会见郭台铭,将iPhone生产任务交给了富士康。

2001年,鸿海以1442亿元台币营收,成为台湾民营企业中的龙头企业。富士康位居“中国出口200强”第二,占到此时深圳出口总值的6.2%。

仅仅一年后,这个数字变为3450亿元,业绩增长达七成。52岁的郭台铭在这年全球福布斯富豪榜以23亿美元身家排名198位,连续四年蝉联“台湾 科技 首富”。

自郭台铭移师大陆创办富士康以来,年平均增长超过60%,全球市场占有率与营收狂飙猛进,在全球EMS(专业制造服务商)中几乎是霸主一般的存在。

富士康的成功自然离不开郭台铭孜孜以求的精细化管理,可其中也似乎少了那么些人情味,大麻烦随即而来。

2010年刚开年,深圳富士康出现了第一宗工人跳楼事件。

郭台铭起初并不在意,数百万的员工出现那么一两起想不开的自杀事件,实属正常。

万万没想到,随后短短九个月,接连发生了14起富士康工人跳楼事件。

舆论哗然,股价下跌,官方质疑,郭台铭也被整懵了。

郭台铭也不是没想办法,第五起自杀事件发生后,他就主动宣布全员涨薪,接着邀请媒体实地探访,还请来几位如花似玉的“小姐姐”在厂区四处转悠,充当心理辅导员。

这还不算,郭台铭还动用私人飞机从老家山西五台山请来三十位高僧给死者做法事,自己还虔诚跪在一旁默默祷告。

可没卵用,没几天,又一位富士康员工跳楼了。

郭台铭长叹口气,只好采取了极其简单粗暴的办法,将工人宿舍大楼外统统装上铁丝网。

效果倒是立竿见影,跳楼的员工没有了,可深圳这年的铁丝也全涨价了。

撇开风水不谈,员工连续跳楼与富士康严酷的管理制度分不开。

据说,在深圳龙华,你只要看见哪个工人眼神迷离,一副没睡醒的模样,那准是富士康的员工。

从小接受军事化教育,又当过兵的郭台铭对富士康采取了一整套军事化管理,简单说就是从生活到工作全部流程化运行,把工人当“人形机器人”使用。

富士康的员工入职前都要军训,园区内的工作和生活必须按照富士康《员工手册》严格执行。

按照《手册》规定,工作时,无论坐着、站着,所有人都必须听着哨声统一行动,即使只是站着,也必须像军人一样站军姿。

流水线上的工人哪怕是简单的焊接工作,也有整套扫视、拿货、焊接及完结等程序要求,头部只需跟着作业左右晃动,绝不能四处乱看。

整套动作一天下来重复数千次,人不傻才怪。

厂区聊天会被警告、超过三次直接开除;上厕所不能超过10分钟……这样的规定在员工入职时就被严格灌输。

厂区内实行严格的上下级管理,通过不同服饰颜色,就能很明显看出他属于什么阶层,食宿到行走路线完全不同。

更绝的是富士康的宿舍安排,老乡和老乡绝不会安排同住一屋,怕的就是闲聊耽误工作,或者搞串联生是非。

除此之外,富士康工人不仅食宿全免,所有生活上的事情统统外包,洗衣、保洁都有专门公司承办。

倒不是富士康多心疼工人,而是这样可以省下无法控制的金钱和时间成本,让工人将全部精力都放在工作上。

管理层也不轻松,每天开会像开军事会议,战战兢兢不说,郭台铭还有自己一套“尿论”,时常教训道 “你的尿变黄了没?不黄?那证明你工作不够努力。”

这其实是郭台铭在和国外大品牌合作时学来的所谓“流程化精细管理”,也是今天流水线作业的基础原理,确保企业里每个人每个零件都符合工业化生产标准,可管可控。

问题是,国外的管理方早就意识到这样的行为有些反人性化,已经通过大规模的设备升级,将人工变成了自动化作业,工人的权益也有切实的保障。

可到了富士康这里,数十年来就是贪图人工便宜,有意将原本应自动化作业的流程交由人工完成。

好好的大活人变成“机器人”,结果可想而知。

背后的原因很简单,富士康能长期价格上远低于竞争对手,是因为毛利低到令人难以想象的地步。

代工一部价值1000美金的iPhone,大头自然是苹果公司拿走,小头是日韩等零部件归生产商,富士康赚到的不到10美元,如果扣去经营成本,净利润可能还不到1美元。

这就导致平均毛利在3%左右的富士康若想经营下去,只能不断通过降低成本维持,羊毛出在羊身上,利润自然得从富士康的工人身上榨取。

深圳富士康成立时,台湾的人工平均是大陆的五倍,算上大陆各地政府为了吸引外资给予的各种政策,这才使郭台铭的成本能远低于同行。

可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即便富士康的管理再严酷,再不近人情,就在跳楼事件接二连三发生时,全国各地的富士康厂门口还是排满了长长的求职队伍。

因为相比其它企业,富士康的薪酬依然是最高,管理也最正规,想想也有些细思极恐。

事实上,郭台铭也有自己的考虑。

富士康的成功关键在于郭台铭的提出的“降低成本体系化”,全过程进行有效的成本控制和效率提升,也就是著名的“赤字接单,黑字出货”体系。

“赤字接单”是指以最低的价格从对手手里抢过订单,通过严格把控生产过程的精确度、设备运作的精准度,将所有流程全部拆解,层层考核管理。

分解后的步骤将成本控制提升到极致,最后达到客户满意,自己还能盈利的“黑字出货”的结果。

此外,当新的 科技 产品出现在市场时,郭台铭很少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总是等市场规模扩大,产品体系标准化后,这才挥舞着战无不胜的价格大旗一举拿下。

不仅如此,拥有全球十多个研发中心,上万名研发工程师的富士康早已从单纯代工转入AI智能、5G通讯、精密制造等高科研领域,以技术碾压了无数潜在的竞争者。

在竞争残酷的商业环境中,“骁勇善战”的富士康也逐渐成为各地政府眼中能直接带动GDP的“香馍馍”。

在2018年的乌镇世界互联网大会上,68岁的郭台铭表示:富士康产值占整个中国GDP出口的3.9,进口的3.6,占全国GDP近3000亿,下一步将努力提升到5个点。

这就难怪当富士康在2009年准备进驻河南时,河南省政府为了帮助招工,甚至专门下发文件,从县乡村层层分包任务招人,每个工人还能拿到200元政府补贴。

本来有媒体还质疑河南政府这是倒贴数亿来讨好富士康,可等富士康完成在河南诸多布局后,看见数字的人都闭了嘴。

2019年,河南的进出口总值,十年间从不到200亿人民币迅速提升为5000亿,富士康一个公司进出口额就占到了六成,河南顺利跨入全国外贸省份前十名。

四川也是如此,富士康进入后,四川全省货物进出口总值从不到1000亿提升到3000亿,成都富士康一家企业进出口金额就占到全省的19.2%。

昆山、烟台、重庆、贵阳等省市也通过引进富士康,不仅从进出口贸易得到了好处,城市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也得到相应改善。

不可否认,富士康的到来给各地不仅解决了就业问题,更带来了一系列的上下游产业链,当地的高新技术和电子产业迅速得到提升,直接改变了整座城乃至全省的经济生产体系。

因此,郭台铭无论去大陆哪里考察,当地一把手基本上都会亲自接见这位“财神爷”。

在富士康,董事长郭台铭更是神一样的存在。

一面是他的话被当作语录张贴在园区每个角落,一面是每天有无数歌功颂德的人围绕左右。

如此一来,有些飘的郭董说出“富士康养活了不少大陆人”这样的屁话也不足为怪。

不管郭台铭创立的富士康有多厉害,他本质上还是个将利益放在首位的商人。

这两年,郭台铭紧随苹果等大公司的脚步,悄悄在印度和越南砸下百亿新建工厂,都是商人逐利的正常表现。

这位拥有数千亿身价的“财神爷”的感情生活也一样以善变和多彩多姿闻名宝岛。

2005年3月12日,太太林淑如因患乳腺癌去世。就在前几天,55岁的郭台铭刚刚当选福布斯榜单台湾首富。

可能感念苦熬了多年的太太没能见到这一天,郭台铭面对镜头,悲戚地大喊:“老天对我不公”。

当年为了感谢太太一路的相守相伴,郭台铭斥资数亿在捷克买下以林淑如英文名字命名的古堡,被传为佳话。

可惜结发妻尚在时,郭台铭就曾犯下 “男人都会犯的错误”,与金融公司一名女职员传出绯闻,闹得不可开交。

最后,还是林淑如忍痛和郭台铭联手以敲诈罪把对方送进监狱了结此事。

估计后来的吴秀波夫妇对这波骚操作心领神会,学以致用。

林淑如走后,郭台铭对媒体一再表示“太太不可替代”。

可俗话说“男人的嘴,骗人的鬼”,太太走后的郭台铭仿佛放飞了自我,与众多女明星不断传出绯闻。

其中既有和他大跳贴身热舞的林志玲,也有与他十指相扣出席公众场合的刘嘉玲,至于其他一些十八线的小明星更是数不胜数。

一系列劲爆新闻惹得李敖老师都看不去,放话直言:“他扯女人没有水准,像发情的小动物。”

不管是不是逢场作戏,反正“二玲”自此从郭台铭的身边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位比郭台铭小24岁的舞蹈老师曾馨莹。

有趣的是,这位曾老师正是当年指导郭台铭和林志玲跳热舞的舞蹈老师,其中关系不禁让人想入非非。

2018年,68岁的郭台铭迎娶了44岁的曾馨莹。婚礼现场,老当益壮的郭台铭当场做了30个俯卧撑,“虎虎生威”地将现场气氛推向了高潮。

台湾媒体故意问郭台铭为何看上曾馨莹,他一脸真诚地说:“我从她身上闻不到钱的味道。”

这话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不晓得林志玲和刘嘉玲等女明星听了作何感想。

当初的“小甜甜”,今天已是过眼烟云。郭台铭和女明星交往可以说是逢场作戏,可对自己一手打造的富士康帝国,那肯定是真爱。

虽然郭台铭从2001年起就表示要退休,可18年中,经历了员工跳楼、接班人弟弟病逝、全球金融危机等一系列突发事件后,放心不下的他仍独自扛着富士康的大旗。

2019年6月21日,69岁的郭台铭终于宣布退休,将鸿海董事长一职交给了跟随几十年的刘扬伟。

从中国到美洲,再到欧洲、南美洲和非洲,富士康的工厂遍布大半个地球村,郭台铭一手打造的千亿帝国堪称华人中的商业奇迹。

很多人肯定会就此大谈郭台铭的格局和眼界,可事实上如果没有踏着大陆四十年经济腾飞的台阶,享受着无数优惠政策和几十年的人口红利,郭台铭未必能取得今天的成绩。

站在风口的人可能会一飞冲天,也可能从云端突然坠落。

伴随大陆人口红利褪去,富士康赖以生存的廉价劳动力资源急速萎缩,身边又多出像比亚迪和立讯精密这样闷声不响的竞争者,怎么可能让退休后的郭台铭感觉轻松。

离开郭台铭的富士康,何去何从仍需观望。

参考资料:

郭台铭与富士康,中信出版社

郭台铭管理日志,浙江大学出版社

创造奇迹的郭台铭,印刷工业出版社

郭台铭身上,承载着中国人的宿命,8字路口

郭台铭发家史,新民晚报

鸿海代工利润持续走低郭台铭提前打通业务链"最后一公里" ,IT时代周刊

代工王:郭台铭剑术和盾法,深圳特区 科技

文章作者简介:海边的风声君,这里有三局:商局、政局、时局。

汕头人的著名人物

乡邦先贤

唐伯元(1535—1592年):澄海区溪南镇仙门村人,明朝潮州名贤之一。公元1574年(明万历二年)中进士,历任万年、泰和知县。一生著作甚丰,著有《醉经楼集》、《二程语录纂》、《礼篇》、《易注》、《铨曹仪注》、《阴符经注》、《白沙文篇》等。

卢侗(1023—1094年):澄海区上华镇冠山人,潮州前八贤之一。博通经史,尤精《周易》。

张夔(1068—1157年):澄海区莲华镇隆城人,潮州前八贤之一。公元1118年(宋徽宗政和八年)进士,历任茂名知县、廉州通判等职。

林大春:潮阳区棉城镇人,公元1543年(明嘉靖二十二年)中举人,二十九年登进士,后官拜户部主事。四十二年回家为母服丧,后出任河南睢陈道佥事,因执法不避权贵,依法处置了宰相高拱的家臣,被高拱设计撤职。

萧端蒙:潮阳区棉城镇人,公元1540年(明嘉靖十九年)中举人,翌年登进士选庶吉士。二十二年任山东道御史,掌管京城防务治安。三十二年北方少数民族入侵,他奉诏进京,挑选训练延安、绥德精兵,保卫京城,皇帝赏赐金绮。嗣后奉旨巡按江西,依法查处江西藩王,深得人心。

周光镐:潮南区峡山镇人,公元1564年(嘉靖四十三年)中举人,公元1571年(隆庆五年)中进士。万历二十年,陕西宁夏卫原副总兵哱拜父子反叛,周光镐升调陕西按察使,驻咽喉要地临巩(今兰州附近),专职兵备道。宁夏之乱平定,次年晋都蔡院右佥都御史,任宁夏巡抚,佐理军务。修城堡,整军备,制外敌,饬内政。后晋大理寺卿。公元1596年秋(万历二十四年)告老返抵潮阳,在家乡兴辨公益,于峡山筑明农草堂,读书著述。

陈良弼(1603——1645年):【字】元扶(一作“兆扶”或“召扶”)【别名】陈良谋 。

汕头市澄海区溪南镇南砂乡人。明朝崇祯三年庚午科中举人,崇祯十年丁丑年科登进士,赐进士第文林郎,授行人司行人,册封为靖江、益藩副使。为官期间很操守,不受人馈赠,已卯年科任顺天府乡试主考官时,善于识别贤士,所选举子后来大都成为国家栋材,故享有盛誉,声名远播。后升任南京河南道监察御史,太常寺少卿(正三品)。陈公还著有《太湖用兵纪略》一卷。

郑信(1734—1782年):生于泰国阿瑜陀耶城。父郑镛为澄海区上华镇华富村人,公元1723—1735年(清雍正年间)南渡暹罗,居阿瑜陀耶城,娶暹罗女洛央为妻,生郑信。1767年4月,缅军攻陷暹都,大城王朝灭亡。郑信以东南沿海地区为基地,组织军队抗击缅军,于当年收复大城,并迁都吞武里。12月28日被拥立为王,史称吞武里王朝,称郑信为达信大帝。此后陆续消灭各地割据势力,于1770年统一了暹罗全国;又多次对外扩张,成为泰国历代幅员最大的王朝。

学术科技

郭任远:潮阳区铜盂镇人,中国心理学奠基人;

李新魁:澄海区人,中国著名语言学家;

赵汀阳:市区人,中国著名哲学家;

林伦伦:澄海区人,中国著名语言学家;

刘遵义:潮阳区谷饶镇人,世界著名经济学家,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香港中文大学校长;

吴贯因:澄海区人,著名史学家和语言学家;

黄际遇:澄海区人,著名数学家;

杜国庠:澄海区人,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历史学家,澄海中学校长;

郑麐:潮阳区人,中国政治学开创者之一,精研古代历史哲学、英译先秦古籍;

黄赞发:市区鮀浦人,著名文艺家,原汕头大学党委书记;

李宏新:市区金砂乡人,著名文艺家,民俗学家

文化影视

郑正秋:潮南区成田镇人,中国电影事业奠基人之一。1913年编导中国电影史上首部故事片《难夫难妻》,20年代创办上海明星影片公司和明星新戏学校,培养出胡蝶等一大批电影艺术家。代表作有《自由之花》、《姐妹花》等。

蔡楚生:潮阳区铜盂镇人,1931年加入联华影片公司,任编剧和导演,曾编导出轰动一时的《渔光曲》、《一江春水向东流》等优秀影片,建国后曾担任国家电影局副局长、中国电影工作者联谊会主席等,对我国电影事业作出卓越贡献。

秦牧:澄海区人,1938年到广州参加抗加救亡宣传活动,后辗转于粤、桂、川各地从事编辑、教育工作,积极创作文艺作品。建国后历任中国作家协会广州分会副主席、《羊城晚报》副总编辑,主编《广东教育与文化》、《作品》等杂志,后任广东省文联副主席等。主要作品有《花城》、《艺海拾贝》、《语林采英》等数十部。

工商翘楚

谢国民:澄海区人,正大集团总裁,世界上最大的农牧工商一体经营公司,有“世界三大饲料厂”之称,在泰国十大集团中被称为“饲料王国”的最大跨国公司——泰国正大(卜峰)集团,以总资产超过35亿美元和年营业额50亿美元,跻身世界500强大企业行列。这艘“企业巨轮”的掌舵人谢国民,以他的精明能干和富于创新的经营策略享誉世界,《亚洲金融》杂志曾评他为“亚洲最杰出企业家”,泰国国王曾亲自授予他泰国政法大学“商业荣誉博士学位”,以表彰他对泰国经济发展的贡献。因为泰国人每日三餐都少不了正大集团的食品,谢国民被人称为“农牧巨子”。投资大陆五十亿美元,建立两百多家企业。

高绳芝:澄海区人,清举人。历任汕头总商会会长、汕头民政长、全潮民政财政总长,是清末民国初期潮汕著名的华侨实业家和社会活动家。

蚁光炎:澄海区人,著名爱国侨领,泰国中华总商会主席,领导泰国华侨开展抗日救国运动,1939年为日伪枪杀。

陈有汉:潮南区峡山镇洋东乡人。泰国最大银行盘谷银行总裁。出生于泰国曼谷,为著名侨领陈弼臣之次子,1971年晋升为泰国盘谷银行常务董事兼助理总裁,1974午任副总裁,1980年任总裁。热心社会公益事业,曾先后获泰王授予三等白象勋章、二等白象勋章、一等皇冠大绶勋章和一等白象人绶勋章,并获红十字会一等奖章及自由奖章等荣誉。1992年被授予汕头市“荣誉市民”称号。

郑午楼:潮南区沙陇人,著名爱国慈善商人,银行家,京华银行董事长,为泰国四大银行之一。

林百欣:潮阳区人,著名爱国慈善商人,丽新集团董事长,香港亚洲电视董事长,香港十大财阀之一。其子为林建岳为寰亚娱乐老板,香港娱乐三巨头之一。

连瀛洲:潮阳区人,著名爱国慈善商人,银行家,新加坡最大银行大华银行创始人。

黄光裕:潮阳区人,国美电器等董事长,为2005、2006、2008胡润内地首富。

深度 | 台湾首富,自此落幕

一、

1993年,就在邓公发表南巡讲话的第二年,43岁的郭台铭在深圳有关部门陪同下来到龙华镇为企业选取新的生产基地。

5年之前,郭台铭在深圳创办了深圳海洋精密电脑接插件厂(富士康前身),成为首批入驻大陆的台资企业之一。

站在龙华镇一处山头,陪同官员随口询问郭台铭打算要多少亩土地做厂房?他指着面前一片荒芜的土地,豪气地说:“看得见的地,我全要了!”

此时的富士康还不像今天这么有名,在许多人眼里只是个做电脑配件的普通台资企业。

陪同的官员吓了一跳,觉得这位台商口气有点狂,可郭台铭笑着说:就怕这些地还不够富士康发展用的。

狂归狂,可人家毕竟是台商,政治效应远大于经济效益。随行人员不敢怠慢,赶忙将情况汇报到了上面,顺利获批。

三年后,占地1000多亩的龙华工业区正式成立,也就是今天拥有30多万员工的富士康工业园区。从工厂南门骑车到北门,需要耗时30分钟,可见面积之大。

这是郭台铭在大陆最早兴建的厂区,也是他创业后倾注心血最多的地方。

此后数年,郭台铭以深圳为中心,将企业从珠三角辐射到长三角,从沿海转入内陆甚至海外,靠着给大牌企业做代工,逐渐建立起拥有一百多万员工,产值数千亿的“代工帝国”富士康。

今天,富士康每条生产线平均每小时能生产近600台智能手机,世界上每七部iPhone,就有一部来自于富士康的生产。

创业47年,从貌不惊人的“塑料加工小哥”摇身成为身价百亿美元的台湾首富,郭台铭近半个世纪的打拼史相当精彩。

有人说他是冷酷专制的“霸道总裁”,也有人说他是有眼光、有胆识的管理大师,还有人说他是言不由衷的“花花公子”。

郭台铭说话也时常矛盾,常自诩是山西人,动不动就捧着“忠孝礼义”给自己贴金,可也会说出“商人无祖国,哪有市场哪就是祖国”,还有“大陆需要我,我不需要大陆”之类的话。

如今,71岁的郭台铭已经走下高坛。

二、

1950年10月8日,新北市板桥路上,一座名为“慈惠宫”的妈祖庙内忽然传出响亮的婴儿啼哭声,蜗居在此的小警察郭龄瑞一家降生了名男婴。

面对窘迫的生活,郭警官给儿子起名“郭台铭”,表示不忘这段刻骨铭心的 历史 。

郭龄瑞是山西省晋城县人,当过兵,后毕业于中央警官学校,1948年随国民党败军撤到台湾,无权无势的他既买不起房,也没分到宿舍,和妻子只能栖身在警局附近的妈祖庙内。

童年时 ,郭台铭和弟弟妹妹因是外乡人,常被同龄人欺负,可无论对方有多少人,被打得多惨,他都会红着眼睛,抄起拖鞋和对方死磕到底。

在家里,军人出身的郭龄瑞采取准军事化管理,孩子们什么时候吃饭,什么时候睡觉,都有严格的作息制度,这让郭台铭身上除了股狠劲,还有凡事必须遵循制度的意识。

1966年,16岁的郭台铭因家境贫寒,靠半工半读在“海事专科学校”读完书,转身又服了兵役,之后到复兴航运公司当业务员。

21岁时,郭台铭进入台北一家药厂做业务员,因做事勤快,很快博得同在药厂实习的一位名叫林淑茹的姑娘芳心。

年轻时的郭台铭高大帅气,嘴巴又甜,林淑茹貌美如花,又温柔似水,俩人很快坠入情网。

接触不久后,郭台铭吓一跳,才晓得人家不仅是台北医药院的高材生,还是香港巨富林百欣的掌上明珠。

如此悬殊的家世背景,自然让林家极为反对,想尽一切办法阻挠两位年轻人在一起,连郭台铭的父母都站出来表示不敢高攀这门亲事。

可林淑茹认定郭台铭是自己的“真命天子”,不论家里怎么苦劝,丝毫不让步,郭台铭更觉得找到林淑茹是老天对自己的眷顾,也毫不妥协。

1975年,25岁的林淑如不顾家人反对,和郭台铭最终“奉子成婚”,结束了5年的恋爱长跑,步入到婚姻的殿堂。

等外孙郭守正和外孙女郭晓玲先后出生后,林百欣果真没去看过一眼,对女儿的那份怨恨可想而知。

要爱情不要面包的林淑茹很硬气,不来往就不来往吧,一门心思想做好郭台铭的贤内助,相夫教子。

事后证明,她还是草率了。

林淑茹的态度越坚决,郭台铭的压力越大,人家好歹是百亿富豪的女儿,就这么不明不白下嫁给自己这个“穷小子”,怎么说也得混出点名堂给老丈人看看吧。

此时正是塑料制品兴起的时代,全球的塑料加工产业相继转移到了港台地区。郭台铭知道打工没啥前途,就在婚前一年依靠母亲资助的20万和朋友共同创立了“鸿海塑料”。

“鸿海”是郭台铭想的名字,鸿为天,海为地,意思是自己做的是天地之间的大生意,寓意不错,可惜现实结结实实给了他一顿爆锤。

三、

虽说郭台铭创业时也很勤奋,没日没夜苦干。可赚钱这回事,并不只靠勤奋,还有经验、技术以及人脉,甚至还需要点运气。

遗憾的是,年轻时的郭台铭这些都不具备,加上遭遇了全球第一次石油危机,原料价格大幅上扬,塑料产业一片萧条。

忙活了两年,钱没赚到不说,合作伙伴还接连撤股跑路,几十万的资本赔光还倒欠了一屁股债。老郭家穷得连奶粉钱都没了,刚出生的儿子只能喝着米汤,饿得哇哇大哭。

看见老公整天唉声叹气,家里又穷成这副模样,倔强的林淑茹只好拉下脸从娘家借了70万支援郭台铭。

1976年,26岁的郭台铭揣着温热的“老婆本”接了一笔黑白电视机旋钮的大订单。

可等他接下订单才发现自己没有生产旋钮模具的技术,只能到处求人,请外面的模具师傅帮忙才完成了生产任务。

就在整个订单生产的过程中,郭台铭敏锐意识到塑料加工属于产业链的底层,模具加工才是整个制造业的核心,他的心思有些活络起来。

1977年,鸿海账面已经有了数百万的资产,在许多朋友的建议下,郭台铭眼前有两个看似不错的“赚钱机会”。

一方面是台湾经济腾飞,乘房地产火热,去炒地皮;另一方面制造业兴起,带动了各种原材料涨价,还可以靠囤积原料赚钱。

没想到,郭台铭选择把所有钱统统购买最先进的日本模具机器,聘请专业的技术人员。

他觉得炒地皮和囤积原料都是投机行为,只有搞实业,掌握核心技术才能稳赚不赔。

话虽这么说,可这段时间的郭台铭倍受煎熬,一边要不断花钱培训技师,加班加点维护新机器,一边眼瞅着原本唾手可得的土地和原材料翻了一倍又一倍的价格,搁谁都觉得郁闷。

不仅如此,郭台铭还把公司搬到偏远的台北土城,这里是台湾专门关押经济犯的监狱。

他担心万一自己犯了啥经济问题,员工起码还能就近汇报情况,保持公司运营。

除了经营上提心吊胆,郭台铭也是真穷。

有一年过年,郭台铭发完公司员工的年终奖后,口袋只剩下2000块,只好留下1000块给家里买年夜饭,剩下1000块等太太回娘家象征性包了几个红包,好充个门面。

幸好,太太林淑茹不断给他鼓励,毕竟是读过大学的高材生,她坚信丈夫的决定没有错,让他放手去干。

不得不说,任何时候得到家人的支持,才是迈向成功最关键的一步。

熬了近四年,抵挡住诱惑的郭台铭苦尽甘来,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设备,不断接到来自欧美等国的电子零件订单,业务节节攀升,周围赚快钱的朋友们事业却戛然而止。

四、

1980年,鸿海生意真正红红火火起来,可30岁的郭台铭心里却有些不痛快。

因为买设备的原因,郭台铭经常在日本考察,他发现日方是“母鸡养小鸡”模式,大厂扶持小厂成为自己的“卫星工厂”,彼此合伙挣钱。

回看台湾,大厂欺负小厂,小厂又彼此打价格战,争斗不休,坊间因还不上贷款,工厂倒闭,法人被关的新闻屡见不鲜。

郭台铭因此作出一个决定:不再和台湾本地工厂玩,去找美国人做生意。也正是这个看似“崇洋媚外”的决定催生了后来大名鼎鼎的富士康。

1985年,郭台铭接到了为电脑企业生产连接器的订单,算是正式链接上了“电脑产业”。

因为要进军国际,品牌得起个外文名,郭台铭就起了个“FOXCONN(富士康)”的名字。

FOX意思是狐狸,寓意企业要像狐狸一般灵活机敏,CONN是连接器的英文Connector的缩写,企业性质一目了然。

这名字可谓实至名归,在开发连接器生产设备时,不少工艺都不懂的郭台铭宣称 :“成功就四个途径:抄、研究、创造、发明” 。

正是这种灵活且带有几分狡黠的企业文化,让富士康迅速成长起来,从模具加工切入到更为复杂的“个人电脑”生产环节。

为了开拓海外市场,郭台铭独自跑到美国寻找客户。几周时间,靠着每天吃汉堡,住12美元的 汽车 旅馆,美国51个州,他跑遍32个。

随着全球信息产业的爆发性增长,郭台铭的运气也来了,富士康的专业设备和技术得到海外商家认可,拿到了不少代工订单。

靠着早期投入的研发实力,别家需要花费数月时间才能完成设计到量产的过程,富士康只需要数周甚至更短的时间,价格居然还比同行要低。

1988年,富士康已是拥有1000多人,营收超10亿元的大型企业,成为宝岛重要的 科技 型加工企业。

可就在这一年,38岁的郭台铭再次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将整个生产基地全部搬迁到大陆。

虽说此时大陆为推进改革,出台了不少支持台商在大陆设厂的政策,但是观望者居多,真正肯付诸实施的企业少之又少。

五、

郭台铭敢突破两岸政治风险去大陆办厂,既有成本考虑,也是被逼的。

随着八十年代的经济腾飞,台湾的土地及用人成本暴增。同一工种,台湾的人工成本是内地的5倍,而且有钱还找不到人。

同时,相比大陆种种优惠政策,台湾对中小型企业可谓放任自流,处处刁难和歧视。

正因为此,郭台铭已经盘算好了“鸿海”迈向全球化产业的规划。

此时的大陆不仅在土地政策上给予台商极大优惠,在税收、招工等环节也给予了充分照顾和扶持。

因此,深圳富士康工业园成立后,郭台铭自信地说:“大陆,未来将是我们制造技术的实验战场,在那里,我们要挑战制造、销售的最高境界。”

扎根深圳后,富士康正式迈入到发展的快车道,靠着超高性价比和高效率,从日韩等国精密制造企业抢走了不少订单。

龙华的新厂房在建期间,富士康正好在临时租借的黄田厂房赶一批康柏电脑的订单,那是郭台铭从韩国LG嘴里抢来的。

截止交货前一天,还有一万多台的电脑外壳没能完成,眼看就要规约,郭台铭亲自带领所有员工分A、B组两拨人轮流上流水线,24小时内停人不停设备。

凌晨5点57分,全部货物生产打包完毕,比预计时间还早了3分钟。

高效、守时,价格比同行低,同时为了打消合作商的顾虑,富士康拍着胸脯保证,自己只做代工,绝不会去做相关品牌商品。

这样的企业实在打着灯笼也难找,苦练签名多年的郭台铭终于有机会在和IBM、英特尔、DELL、索尼等产业巨头的合作协议上潇洒签上自己大名,钱也如流水般涌入。

做代工是为了赚钱,可也要看什么时候做最划算,精明的郭台铭脑子里一直算着账。

虽然手机代工是郭台铭最赚钱的项目,可包括后来的TFT-LCD领域,富士康都不是这些市场最早的进入者。

1999年之前,国内代工厂一窝蜂抢手机代工业务时,郭台铭觉得手机制造成本过高,不管厂家怎么邀请,他都按兵不动继续做个人电脑代工生意。

直到2000年,郭台铭觉得手机已经是大众不可或缺的通讯工具,这才不慌不忙出手。

凭着过硬的品质和技术,富士康相继从众多国际手机品牌拿下海量订单,很快垄断了全球手机代工行业。

苹果的乔布斯因为欣赏富士康帮摩托罗拉代工的手机品质,秘密会见郭台铭,将iPhone生产任务交给了富士康。

2001年,鸿海以1442亿元台币营收,成为台湾民营企业中的龙头企业。富士康位居“中国出口200强”第二,占到此时深圳出口总值的6.2%。

仅仅一年后,这个数字变为3450亿元,业绩增长达七成。52岁的郭台铭在这年全球福布斯富豪榜以23亿美元身家排名198位,连续四年蝉联“台湾 科技 首富”。

自郭台铭移师大陆创办富士康以来,年平均增长超过60%,全球市场占有率与营收狂飙猛进,在全球EMS(专业制造服务商)中几乎是霸主一般的存在。

富士康的成功自然离不开郭台铭孜孜以求的精细化管理,可其中也似乎少了那么些人情味,大麻烦随即而来。

六、

2010年刚开年,深圳富士康出现了第一宗工人跳楼事件。

郭台铭起初并不在意,数百万的员工出现那么一两起想不开的自杀事件,实属正常。

万万没想到,随后短短九个月,接连发生了14起富士康工人跳楼事件。

舆论哗然,股价下跌,官方质疑,郭台铭也被整懵了。

郭台铭也不是没想办法,第五起自杀事件发生后,他就主动宣布全员涨薪,接着邀请媒体实地探访,还请来几位如花似玉的“小姐姐”在厂区四处转悠,充当心理辅导员。

这还不算,郭台铭还动用私人飞机从老家山西五台山请来三十位高僧给死者做法事,自己还虔诚跪在一旁默默祷告。

可没卵用,没几天,又一位富士康员工跳楼了。

郭台铭长叹口气,只好采取了极其简单粗暴的办法,将工人宿舍大楼外统统装上铁丝网。

效果倒是立竿见影,跳楼的员工没有了,可深圳这年的铁丝也全涨价了。

撇开风水不谈,员工连续跳楼与富士康严酷的管理制度分不开。

据说,在深圳龙华,你只要看见哪个工人眼神迷离,一副没睡醒的模样,那准是富士康的员工。

从小接受军事化教育,又当过兵的郭台铭对富士康采取了一整套军事化管理,简单说就是从生活到工作全部流程化运行,把工人当“人形机器人”使用。

富士康的员工入职前都要军训,园区内的工作和生活必须按照富士康《员工手册》严格执行。

按照《手册》规定,工作时,无论坐着、站着,所有人都必须听着哨声统一行动,即使只是站着,也必须像军人一样站军姿。

流水线上的工人哪怕是简单的焊接工作,也有整套扫视、拿货、焊接及完结等程序要求,头部只需跟着作业左右晃动,绝不能四处乱看。

整套动作一天下来重复数千次,人不傻才怪。

厂区聊天会被警告、超过三次直接开除;上厕所不能超过10分钟……这样的规定在员工入职时就被严格灌输。

厂区内实行严格的上下级管理,通过不同服饰颜色,就能很明显看出他属于什么阶层,食宿到行走路线完全不同。

更绝的是富士康的宿舍安排,老乡和老乡绝不会安排同住一屋,怕的就是闲聊耽误工作,或者搞串联生是非。

除此之外,富士康工人不仅食宿全免,所有生活上的事情统统外包,洗衣、保洁都有专门公司承办。

倒不是富士康多心疼工人,而是这样可以省下无法控制的金钱和时间成本,让工人将全部精力都放在工作上。

管理层也不轻松,每天开会像开军事会议,战战兢兢不说,郭台铭还有自己一套“尿论”,时常教训道 “你的尿变黄了没?不黄?那证明你工作不够努力。”

这其实是郭台铭在和国外大品牌合作时学来的所谓“流程化精细管理”,也是今天流水线作业的基础原理,确保企业里每个人每个零件都符合工业化生产标准,可管可控。

问题是,国外的管理方早就意识到这样的行为有些反人性化,已经通过大规模的设备升级,将人工变成了自动化作业,工人的权益也有切实的保障。

可到了富士康这里,数十年来就是贪图人工便宜,有意将原本应自动化作业的流程交由人工完成。

好好的大活人变成“机器人”,结果可想而知。

七、

背后的原因很简单,富士康能长期价格上远低于竞争对手,是因为毛利低到令人难以想象的地步。

代工一部价值1000美金的iPhone,大头自然是苹果公司拿走,小头是日韩等零部件归生产商,富士康赚到的不到10美元,如果扣去经营成本,净利润可能还不到1美元。

这就导致平均毛利在3%左右的富士康若想经营下去,只能不断通过降低成本维持,羊毛出在羊身上,利润自然得从富士康的工人身上榨取。

深圳富士康成立时,台湾的人工平均是大陆的五倍,算上大陆各地政府为了吸引外资给予的各种政策,这才使郭台铭的成本能远低于同行。

可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即便富士康的管理再严酷,再不近人情,就在跳楼事件接二连三发生时,全国各地的富士康厂门口还是排满了长长的求职队伍。

因为相比其它企业,富士康的薪酬依然是最高,管理也最正规,想想也有些细思极恐。

事实上,郭台铭也有自己的考虑。

富士康的成功关键在于郭台铭的提出的“降低成本体系化”,全过程进行有效的成本控制和效率提升,也就是著名的“赤字接单,黑字出货”体系。

“赤字接单”是指以最低的价格从对手手里抢过订单,通过严格把控生产过程的精确度、设备运作的精准度,将所有流程全部拆解,层层考核管理。

分解后的步骤将成本控制提升到极致,最后达到客户满意,自己还能盈利的“黑字出货”的结果。

此外,当新的 科技 产品出现在市场时,郭台铭很少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总是等市场规模扩大,产品体系标准化后,这才挥舞着战无不胜的价格大旗一举拿下。

不仅如此,拥有全球十多个研发中心,上万名研发工程师的富士康早已从单纯代工转入AI智能、5G通讯、精密制造等高科研领域,以技术碾压了无数潜在的竞争者。

在竞争残酷的商业环境中,“骁勇善战”的富士康也逐渐成为各地政府眼中能直接带动GDP的“香馍馍”。

在2018年的乌镇世界互联网大会上,68岁的郭台铭表示:富士康产值占整个中国GDP出口的3.9,进口的3.6,占全国GDP近3000亿,下一步将努力提升到5个点。

这就难怪当富士康在2009年准备进驻河南时,河南省政府为了帮助招工,甚至专门下发文件,从县乡村层层分包任务招人,每个工人还能拿到200元政府补贴。

本来有媒体还质疑河南政府这是倒贴数亿来讨好富士康,可等富士康完成在河南诸多布局后,看见数字的人都闭了嘴。

2019年,河南的进出口总值,十年间从不到200亿人民币迅速提升为5000亿,富士康一个公司进出口额就占到了六成,河南顺利跨入全国外贸省份前十名。

四川也是如此,富士康进入后,四川全省货物进出口总值从不到1000亿提升到3000亿,成都富士康一家企业进出口金额就占到全省的19.2%。

昆山、烟台、重庆、贵阳等省市也通过引进富士康,不仅从进出口贸易得到了好处,城市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也得到相应改善。

不可否认,富士康的到来给各地不仅解决了就业问题,更带来了一系列的上下游产业链,当地的高新技术和电子产业迅速得到提升,直接改变了整座城乃至全省的经济生产体系。

因此,郭台铭无论去大陆哪里考察,当地一把手基本上都会亲自接见这位“财神爷”。

八、

在富士康,董事长郭台铭更是神一样的存在。

一面是他的话被当作语录张贴在园区每个角落,一面是每天有无数歌功颂德的人围绕左右。

如此一来,有些飘的郭董说出“富士康养活了不少大陆人”这样的屁话也不足为怪。

不管郭台铭创立的富士康有多厉害,他本质上还是个将利益放在首位的商人。

这两年,郭台铭紧随苹果等大公司的脚步,悄悄在印度和越南砸下百亿新建工厂,都是商人逐利的正常表现。

这位拥有数千亿身价的“财神爷”的感情生活也一样以善变和多彩多姿闻名宝岛。

2005年3月12日,太太林淑如因患乳腺癌去世。就在前几天,55岁的郭台铭刚刚当选福布斯榜单台湾首富。

可能感念苦熬了多年的太太没能见到这一天,郭台铭面对镜头,悲戚地大喊:“老天对我不公”。

当年为了感谢太太一路的相守相伴,郭台铭斥资数亿在捷克买下以林淑如英文名字命名的古堡,被传为佳话。

可惜结发妻尚在时,郭台铭就曾犯下 “男人都会犯的错误”,与金融公司一名女职员传出绯闻,闹得不可开交。

最后,还是林淑如忍痛和郭台铭联手以敲诈罪把对方送进监狱了结此事。

估计后来的吴秀波夫妇对这波骚操作心领神会,学以致用。

林淑如走后,郭台铭对媒体一再表示“太太不可替代”。

可俗话说“男人的嘴,骗人的鬼”,太太走后的郭台铭仿佛放飞了自我,与众多女明星不断传出绯闻。

其中既有和他大跳贴身热舞的林志玲,也有与他十指相扣出席公众场合的刘嘉玲,至于其他一些十八线的小明星更是数不胜数。

一系列劲爆新闻惹得李敖老师都看不去,放话直言:“他扯女人没有水准,像发情的小动物。”

不管是不是逢场作戏,反正“二玲”自此从郭台铭的身边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位比郭台铭小24岁的舞蹈老师曾馨莹。

有趣的是,这位曾老师正是当年指导郭台铭和林志玲跳热舞的舞蹈老师,其中关系不禁让人想入非非。

2018年,68岁的郭台铭迎娶了44岁的曾馨莹。婚礼现场,老当益壮的郭台铭当场做了30个俯卧撑,“虎虎生威”地将现场气氛推向了高潮。

台湾媒体故意问郭台铭为何看上曾馨莹,他一脸真诚地说:“我从她身上闻不到钱的味道。”

这话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不晓得林志玲和刘嘉玲等女明星听了作何感想。

当初的“小甜甜”,今天已是过眼烟云。郭台铭和女明星交往可以说是逢场作戏,可对自己一手打造的富士康帝国,那肯定是真爱。

虽然郭台铭从2001年起就表示要退休,可18年中,经历了员工跳楼、接班人弟弟病逝、全球金融危机等一系列突发事件后,放心不下的他仍独自扛着富士康的大旗。

2019年6月21日,69岁的郭台铭终于宣布退休,将鸿海董事长一职交给了跟随几十年的刘扬伟。

从中国到美洲,再到欧洲、南美洲和非洲,富士康的工厂遍布大半个地球村,郭台铭一手打造的千亿帝国堪称华人中的商业奇迹。

很多人肯定会就此大谈郭台铭的格局和眼界,可事实上如果没有踏着大陆四十年经济腾飞的台阶,享受着无数优惠政策和几十年的人口红利,郭台铭未必能取得今天的成绩。

站在风口的人可能会一飞冲天,也可能从云端突然坠落。

伴随大陆人口红利褪去,富士康赖以生存的廉价劳动力资源急速萎缩,身边又多出像比亚迪和立讯精密这样闷声不响的竞争者,怎么可能让退休后的郭台铭感觉轻松。

离开郭台铭的富士康,何去何从仍需观望。

潮汕名人(具体例子)

乡邦先贤

唐伯元(1535—1592年):澄海区溪南镇仙门村人,明朝潮州名贤之一。公元1574年(明万历二年)中进士,历任万年、泰和知县。一生著作甚丰,著有《醉经楼集》、《二程语录纂》、《礼篇》、《易注》、《铨曹仪注》、《阴符经注》、《白沙文篇》等。

卢侗(1023—1094年):澄海区上华镇冠山人,潮州前八贤之一。博通经史,尤精《周易》。

张夔(1068—1157年):澄海区莲华镇隆城人,潮州前八贤之一。公元1118年(宋徽宗政和八年)进士,历任茂名知县、廉州通判等职。

林大春:潮阳区棉城镇人,公元1543年(明嘉靖二十二年)中举人,二十九年登进士,后官拜户部主事。四十二年回家为母服丧,后出任河南睢陈道佥事,因执法不避权贵,依法处置了宰相高拱的家臣,被高拱设计撤职。

萧端蒙:潮阳区棉城镇人,公元1540年(明嘉靖十九年)中举人,翌年登进士选庶吉士。二十二年任山东道御史,掌管京城防务治安。三十二年北方少数民族入侵,他奉诏进京,挑选训练延安、绥德精兵,保卫京城,皇帝赏赐金绮。嗣后奉旨巡按江西,依法查处江西藩王,深得人心。

周光镐:潮南区峡山镇人,公元1564年(嘉靖四十三年)中举人,公元1571年(隆庆五年)中进士。万历二十年,陕西宁夏卫原副总兵哱拜父子反叛,周光镐升调陕西按察使,驻咽喉要地临巩(今兰州附近),专职兵备道。宁夏之乱平定,次年晋都蔡院右佥都御史,任宁夏巡抚,佐理军务。修城堡,整军备,制外敌,饬内政。后晋大理寺卿。公元1596年秋(万历二十四年)告老返抵潮阳,在家乡兴辨公益,于峡山筑明农草堂,读书著述。

郑信(1734—1782年):生于泰国阿瑜陀耶城。父郑镛为澄海区上华镇华富村人,公元1723—1735年(清雍正年间)南渡暹罗,居阿瑜陀耶城,娶暹罗女洛央为妻,生郑信。1767年4月,缅军攻陷暹都,大城王朝灭亡。郑信以东南沿海地区为基地,组织军队抗击缅军,于当年收复大城,并迁都吞武里。12月28日被拥立为王,史称吞武里王朝,称郑信为达信大帝。此后陆续消灭各地割据势力,于1770年统一了暹罗全国;又多次对外扩张,成为泰国历代幅员最大的王朝。

学术科技

郭任远:潮阳区铜盂镇人,中国心理学奠基人。

李新魁:澄海区人,中国著名语言学家。

赵汀阳:市区人,中国著名哲学家。

林伦伦:澄海区人,中国著名语言学家。

刘遵义:潮阳区谷饶镇人,世界著名经济学家,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香港中文大学校长。

吴贯因:澄海区人,著名史学家和语言学家。

黄际遇:澄海区人,著名数学家。

杜国庠:澄海区人,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历史学家,澄海中学校长。

郑麐:潮阳区人,中国政治学开创者之一,精研古代历史哲学、英译先秦古籍。

文化影视

郑正秋:潮南区成田镇人,中国电影事业奠基人之一。1913年编导中国电影史上首部故事片《难夫难妻》,20年代创办上海明星影片公司和明星新戏学校,培养出胡蝶等一大批电影艺术家。代表作有《自由之花》、《姐妹花》等。

蔡楚生:潮阳区铜盂镇人,1931年加入联华影片公司,任编剧和导演,曾编导出轰动一时的《渔光曲》、《一江春水向东流》等优秀影片,建国后曾担任国家电影局副局长、中国电影工作者联谊会主席等,对我国电影事业作出卓越贡献。

秦牧:澄海区人,1938年到广州参加抗加救亡宣传活动,后辗转于粤、桂、川各地从事编辑、教育工作,积极创作文艺作品。建国后历任中国作家协会广州分会副主席、《羊城晚报》副总编辑,主编《广东教育与文化》、《作品》等杂志,后任广东省文联副主席等。主要作品有《花城》、《艺海拾贝》、《语林采英》等数十部。

工商翘楚

谢国民:澄海区人,正大集团总裁,世界上最大的农牧工商一体经营公司,有“世界三大饲料厂”之称,在泰国十大集团中被称为“饲料王国”的最大跨国公司——泰国正大(卜峰)集团,以总资产超过35亿美元和年营业额50亿美元,跻身世界500强大企业行列。这艘“企业巨轮”的掌舵人谢国民,以他的精明能干和富于创新的经营策略享誉世界,《亚洲金融》杂志曾评他为“亚洲最杰出企业家”,泰国国王曾亲自授予他泰国政法大学“商业荣誉博士学位”,以表彰他对泰国经济发展的贡献。因为泰国人每日三餐都少不了正大集团的食品,谢国民被人称为“农牧巨子”。投资大陆五十亿美元,建立两百多家企业。

高绳芝:澄海区人,清举人。历任汕头总商会会长、汕头民政长、全潮民政财政总长,是清末民国初期潮汕著名的华侨实业家和社会活动家。

蚁光炎:澄海区人,著名爱国侨领,泰国中华总商会主席,领导泰国华侨开展抗日救国运动,1939年为日伪枪杀。

陈有汉:潮南区峡山镇洋东乡人。泰国最大银行盘谷银行总裁。出生于泰国曼谷,为著名侨领陈弼臣之次子,1971年晋升为泰国盘谷银行常务董事兼助理总裁,1974午任副总裁,1980年任总裁。热心社会公益事业,曾先后获泰王授予三等白象勋章、二等白象勋章、一等皇冠大绶勋章和一等白象人绶勋章,并获红十字会一等奖章及自由奖章等荣誉。1992年被授予汕头市“荣誉市民”称号。

郑午楼:潮南区沙陇人,著名爱国慈善商人,银行家,京华银行董事长,为泰国四大银行之一。

林百欣:潮阳区人,著名爱国慈善商人,丽新集团董事长,香港亚洲电视董事长,香港十大财阀之一。其子为林建岳为寰亚娱乐老板,香港娱乐三巨头之一。

连瀛洲:潮阳区人,著名爱国慈善商人,银行家,新加坡最大银行大华银行创始人。

黄光裕:潮阳区人,国美电器等董事长,为2005、2006、2008胡润内地首富。

马化腾:潮南区人,腾讯董事长。

林大钦:明朝嘉靖十一年(1531),以《廷试策》切中时弊,且具有苏文风格,被嘉靖帝亲擢为文科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洁身自娱,富有文才。

林德镛:清康熙六十年(1721),考中武状元。

黄仁勇:清嘉庆元年(1796),考中武状元。

刘允:历任循州(今龙川)户曹、程乡(今梅县)知县、化州知州。体恤民苦,减免赋税,革除弊政。

萧端蒙:历任山东道御史、巡按贵州、巡按江西等。查处龚滩敲诈案,惩办江西藩王部属并弹劾江西藩王。

郑大进:历任正定知府、两淮盐运使、湖南按察使、贵州布政使、河南巡抚、湖北巡抚兼署湖广总督、直隶总督等。革弊兴利,兴修水利,力解民困,惩办邪教,重视文教。

翁万达:明嘉靖年间,历任梧州知府、广西副使、四川按察使、陕西布政使、兵部侍郎、兵部尚书等。招抚莫登庸,保卫祖国南疆;抵御俺答汗,保卫北边安全;善文能诗,着述甚丰。

丁日昌:历任江西万安县令、苏松太兵备道、两淮盐运使、江苏巡抚、福建巡抚、会办南洋海防节制水师兼总理各国事务大臣等。积极参与办洋务,主办江南机器制造总局,支持创办轮船招商局和开平煤矿等;对台湾的开发作出积极贡献。

王大宝:历任连州知州、袁州知州、礼部侍郎、谏议大夫、兵部侍郎、礼部尚书等。支持抗金名将张浚北伐,弹劾抗金败将汪澈,致力稳住抗金局势。

陈梦龙:曾任湖北石首主簿,主动请求参加抗元,散家财招兵抗元,协助文天祥在潮阳讨伐陈懿、刘兴,前往赣、闽参加抗元战斗,为营救文天祥而战死潮阳古埕沙堤。

林大春:历任行人司行人、户部主事、浙江提学使等。嘉靖四十二年(1563),他因母丧居潮阳,协助县令郭梦得招义士抗倭,五战五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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